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一些认知

1、互联网让真相更容易传播吗？

相对于2003年的SARS，人们获得真相变得更为容易吗？不见得。互联网只不过让信息量变得更多，而真相在其中的浓度还可能下降了，因为纷繁的信息中充斥着谣言和蛊惑人心的东西，背后都是叵测的人心与利益。尤其是，所有能够激发我们情绪的信息，无论这种情绪是感动还是愤怒，都需要警惕。瘟疫本身就是传染性的病毒+社会性的人所共同营造的。因此，不仅仅需要医学领域的知识，还需要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才能找到答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写道：“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但这并不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相悖。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应对SARS的经验，但病毒在发生变化，病毒所发生的场景也有所不同，面对病毒背后的人群也有所不同。所有战疫都是新的，需要在与其的对抗中找到解决办法。工作中有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接纳失误，承认过错，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是恰当的应对。对于普通的吃瓜群众，“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信息来得更为充分点，可以从各个角度分析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才能给自己对某个事件的认识更为准确。自己觉得对，很可能落入了造谣者的圈套，还可能给自己招来传播谣言之祸。谨慎面对一篇篇文章，谨慎转发相应的文章，才是恰当的举动。

2、疫情爆发会不会是阴谋？

对某些事情背后发生原因进行脑补，往往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中预设的答案，这只是给自己的内心一个交待，却并不能对自身的认知提供多少养料。大胆假设和小心论证是独立思考的两个前提。但是，大多数人只是停留在“大胆假设”上，而在“小心论证”方面从来不去下功夫。SARI传播期间也会有阴谋论在不断传播并发酵，相关文章也能列举出不少数据和案例的支撑，让人们去偏信。有一个说法可以推翻SARI针对中国人的阴谋论：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工作和生活都融合在一起，病毒并不能按照国家和人种进行选择性传播，美国华裔人口占美国人口的1.4%。如果SARI针对中国人，美国自身也难独善其身。生物武器是存在的，但用病毒作为生物武器，还难以突破技术上的困难。

3、疫情肆虐下，该不该对口罩、医用手套限价？

自由的市场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理由是：口罩的价格信号能够让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口罩的生产中，从而解决口罩短缺的问题。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用供需关系和价格信号来解释。对于具有巨大负外部性的经济事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价格高涨引起人们的恐慌，囤积性的购买行为让真正感染了SARI病毒的人买不到口罩，进而对下一步疫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价格能够区分出真正需要的消费者，而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价格却并不能区分出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巨大的被感染风险，人们对价格的敏感性会降低。在现有的体系下，凭身份证限量购买、政府渠道对已感染的人进行免费分发是有效的。这其中，肯定会有腐败、假公济私等问题。但一定要理解，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很多时候留给我们的是不那么坏的选项。要理解，市场是政府参与建构的市场，从来就没有所谓的“自由市场”。面对一个个的经济场景，需要进行诸多方面的权衡，拿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才是真实的经济现实。这次疫情爆发后，令人意外的是，物价水平总体平稳，除了武汉封城刚开始少数商家口罩涨价被市场监管总局罚款以后，相关服务行业都众志成城，在平价、低价甚至免费的情况下为大家服务。超市里商品的价格并没有上涨，蔬菜生鲜的价格也没有因为疫情导致的物流不正常而涨价，京东商城的快递服务也没有涨价，这就是企业的良心。一般的市场逻辑，接纳非常时期的涨价行为，而更为有远见的企业，通过在非常时期所作所为以及企业担当，让人们对其企业价值观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有可能因此而获取更具有粘性的客户，为企业的基业长青打下良好基础。由此可以看出，非常时期不涨价也是市场逻辑，这种逻辑就是放弃当下可能获得的“国难财”而追求可持续的长远发展。这样的企业行为，不是更值得鼓励吗？

4、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对武汉封城？

最近大家都在谈论武汉封城的时间太晚，但封城的决策不是那么容易做出，需要在封城产生的损失与不封城可能的损失进行权衡。尤其是，疫情发生的初期，相应的病例所呈现的信息还不完备，只有在疫情不断发展过程中才知道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这些措施都是探索性的，有可能过程中有失误，但这是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反推当时的决策。同时，对于李文亮等八人第一时间发布疫情信息被惩戒的事件，近期以来一直在网上被声讨。这里为李文亮的死而哀悼，但武汉警方当初所采取的惩戒措施也并不能说有多大问题。谣言会惑众，屏蔽谣言必然会造成误伤以及社会成本。由于疫情本就不仅仅是病毒单方面的事情，而是病毒在社会人之间传播的问题，会引发诸多次生的结果。单纯从病毒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而没有考虑到社会心理学这一维度，就是思维有缺陷。当然，造成了非常大的社会舆论，武汉警方应该对舆论有所交待，笔者并不认为武汉警方需要道歉，而是将当时警方所做出的事情进行解释，表明在当时的情景下，警方行为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解释也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负面舆情，因为人们很多时候都难以表现出理性，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在面临重大疫情的生死劫难下，人们的理性更是欠缺。但人们的心理所造成的舆论又需要疏导，怎么进行危机公关本身就是治理能的重要内容。

5、为什么是武汉？

武汉本身是新兴产业重镇，但城市治理严重滞后，硬件和软件的矛盾最大。其实，武汉杭州郑州成都这几个区域都比较严重，这一批是搞所谓新一线最激进的几个城市，虹吸效应极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动性迅速提升，所以瘟疫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圈化不可逆。你可以说哪里发生瘟疫哪里就是有前途的。但是人口按照乘数膨胀，实际人权品需求就是指数级的，教育医疗等人权品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一个大学生落户，原生家庭跟随，但家庭内不同成员的教育医疗福利是分了三六九等，城市间分裂割据，不兼容不卖账，中央政府无法指挥，凡此种种，城市免疫系统崩溃。（资料来源：江勋，中国需要这场瘟疫，MFI金融研究MFIresearch）

6、过度重视与过度忽视都不理性

有时候脑子中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是不是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应过度了？”因为人类对这一病毒未知，才会造成恐惧，但完全有可能是“大炮打蚊子”。当然会有人说：“以防万一”。但在说此话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因为经济停摆带来的损失。有一篇文章“病毒时期的概率”中分析：从数学上来讲，人均GDP每减少1%，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基于这个数字，可以算一个经济账：一次大面积的流感，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相当于人均寿命减少1.5天左右。假如因为流感，对30%的人隔离14天，就会损失30%*14/365=1%的GDP。如上所述，1%的GDP倒退实际上会使整体的社会在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倒退，人均寿命就会减10天左右。
一个是1.5天，一个是10天，隔离对“生命”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流感造成的损失。当然，这只是一个思想实验。但是，从计算的角度看，大规模的隔离，可能导致统计意义上的生命损失，也就是人均寿命降低100天甚至更多。过度重视，与此前过度忽视一样，都是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