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8万吨货物被拒，港口为何退运

2021年，49.8万吨的货物抵达某北方港口后，即刻被退运。港口开门迎八方来客，大批货物到港既增量又挣钱，为什么要拒之门外?很简单，因为这是一批走私入境的硫铁矿渣，是三大工业废渣之一，俗称“洋垃圾”。

中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洋垃圾进口国，这是近乎公开的秘密。

1995年到2016年的20年间，中国的年垃圾进口量从450万吨增长到4500万吨，全国各地都开设专门的洋垃圾回收机构和场地，为西方人民改善生存环境做出了“卓越贡献”。直至2017年，中国的“好人卡”收累了，一纸禁止洋垃圾进口令下达，上述境况才有所改观。但是，各个口岸仍不时会查处一大批走私入境的洋垃圾，顶风作案的背后，是洋垃圾潜藏的巨大利益链条。

据统计，每年我国进口4500万吨的“洋垃圾”，能产生大概10亿以上的巨大收益。国内的商贩以超低的价格购入洋垃圾，经过挑拣分类，筛选出衣服、纸张、塑料、电器等多种类别，经过再加工，“垃圾”又能“变废为宝”，成为新的商品后再被二次出售出去。更糟糕的是，在合法进口类目和许可证的掩盖下，还有更多有毒有害的物质被夹带进入中国境内，如果货物是通过走私途径，可谓一本万利。

以一支打火机为例，“变废为宝”的过程是：一个来自美国的饮料空瓶，随着其他垃圾一起在天津口岸登陆，运往中国河北某处小工厂内被熔化再造成塑料颗粒，随后运往浙江某个注塑厂制成打火机壳子，再在江苏的一家小打火机厂里和回收金属制作的打火机关一起组装成打火机，最后装船从上海送往欧洲零售。

在这个链条中，一支打火机的生成看似“造福”了三方：一是解决了垃圾大患的美国，二是获得订单的河北、浙江、江苏的几家工厂，三是购买到廉价打火机的欧洲人，而唯一被侵害的就是中国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生活在垃圾附近的民众。

据了解，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费用奇高，大概每吨要花费近400美元至1000美元。而运到中国，即便加上运费每吨的成本也只有10美元至40美元，如此明显的价格对比造成了发达国家垃圾的“全球倾销”。2017年中国实施“洋垃圾禁令”后，不夸张的说，多个国家曾感受到巨大震荡，美国部分资源回收工厂出现了垃圾堆积如山的情况，处理费用大增，回收业和市政单位的废弃物处理作业大乱。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每月废塑料进口量，由2016年的2万吨，飙升至2018年初的11万吨。泰国则由每月进口少于1万吨废塑料，增至8万吨;越南在2018年收紧废塑料入口前，每月进口量多达6万吨，比2016年增逾一倍。

为了解决固废转移问题，2019年5月10日《巴塞尔公约》修订案的通过，进一步降低出口这一选项的可行性。上述公约于1992年生效，其原则是危险废弃物应就地处理而非越境转移，目的就在于应对有毒有害废弃物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监管洼地这一困扰全球的问题。从2021年1月开始，向公约缔约国出口废塑料的企业，必须事先获得进口国监管机构的许可。目前《巴塞尔公约》已有187个缔约国，涵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

但是，这个公约从某种程度上只是解决了固废的转移问题，并不能从源头上控制固废的产生。以塑料垃圾为例，嵌入现当代生活中随用随弃那一套“丢弃文化”已给全球的塑料垃圾回收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当我们在喝咖啡奶茶过程中再次使用到那糟糕透顶的纸吸管的时候，停止抱怨像在嚼卫生纸吧，毕竟那只是“像在嚼”而不是真的在吃，而全球过去百年间生产的63亿吨塑料垃圾中，得到回收再利用的仅为区区9%，另有12%被焚烧，剩下的接近八成塑料，最终都或被丢弃，或被填埋，最终滞留在了环境中，大部分随着雨水和河流到达大海，被吸入海洋鱼类等生物中，最终又回到人的体内。

回到那49.8万吨固废，对于港口来说当然意味着装卸量和装卸费，但是在更长远的国家生态问题面前，退运既是法律选择，也是道德操守，港口总要因时而变。